辱人名誉起争执，调解释嫌止讼争

一、案例背景

陈某与林某同住某乡村，两家相邻而居，平日虽无深交，但也算和睦，是典型的“抬头不见低头见”的邻里乡亲。2025年2月，陈某在整理自家仓库时，发现一块用于修缮房屋的实木板材遗失——该板材尺寸特殊，是陈某特意从镇上定制，价值虽不算高，但对其房屋修缮计划至关重要。

陈某四处寻找无果，联想到此前林某曾提及家中也需修补农具，且近期有过进出自家仓库附近的行为，便怀疑是林某“错拿”了板材。于是，陈某主动找到林某询问，言语中带有“你是不是拿了我的板”的质疑。林某性格耿直，认为陈某毫无证据就怀疑自己，是对个人品行的不尊重，当即否认并与陈某争执起来，双方不欢而散。

此后，林某越想越气，觉得“被冤枉”的委屈无处发泄，便多次主动上门找陈某理论，要求其“道歉澄清”；争执逐渐升级，从最初的家门口争吵，发展到在村口人流较多的地方对骂。情急之下，林某说出“你就是故意栽赃，平时就爱占小便宜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弄丢了赖别人”等带有人身攻击的话语，在场多位村民目睹了这一场景。

陈某认为林某的辱骂不仅让自己颜面尽失，还损害了自己在村里的名声，多次要求林某公开道歉遭拒后，遂以“名誉权受损”为由将林某诉至法院，诉求包括：一是要求林某在村口或自家房前公开赔礼道歉，消除负面影响；二是要求林某赔偿精神损失费8000元，弥补名誉受损带来的心理伤害。

二、问题分析

1.个人生理心理方面

从陈某角度来看，最初因板材遗失产生“寻找无果”的焦虑，随后因怀疑林某引发争执，心理上已积累不满；而林某在村口的公开辱骂，让他在村民面前“丢了面子”，产生强烈的羞耻感与愤怒情绪，甚至出现失眠、不愿出门见人的情况，担心村民对自己的评价变差，心理健康受到影响。同时，为准备诉讼，陈某需频繁往返法院、收集证据，占用大量时间精力，导致日常劳作受影响，身体出现疲惫、食欲下降等生理不适。

从林某角度而言，被陈某无端怀疑后，首先感到的是“被冤枉”的委屈，随后因争执升级产生愤怒情绪，言语攻击实际是“情绪失控”的表现；被起诉后，林某既担心“打官司输了丢面子”，又害怕承担赔偿费用，心理压力剧增，日常做事注意力不集中，与家人沟通时也常因烦躁引发争吵；此外，林某因“怕被村民议论”减少出门，社交活动受限，进一步加剧心理负担。

2.家庭方面

陈某家庭因纠纷面临“名誉压力”与“经济精力消耗”双重影响：陈某的家人担心村民对自家的负面评价，在村里与人交往时变得小心翼翼；为支持陈某诉讼，家人需帮忙整理证据、陪同往返法院，占用家庭劳作时间，可能影响家庭收入；部分家庭成员认为“一块板而已，没必要闹到法院”，与陈某存在意见分歧，家庭内部氛围紧张。

林某家庭则面临“赔偿担忧”与“邻里关系对立”的困扰：林某的家人担心若法院判决赔偿，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，多次劝说林某“主动道歉了事”，但林某坚持“自己没做错”，导致家庭内部矛盾；同时，因两家纠纷，林某家人与陈某家人在村里相遇时互不搭理，甚至刻意回避，原本平静的邻里互动被打破，家庭社交圈受影响。

此外，两家的矛盾在村里引发议论，部分村民因“站队”产生分歧，甚至影响到两家与其他村民的关系，间接给双方家庭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。

3.社会方面

从乡村层面来看，此案反映出乡村邻里关系调节机制的不足：陈某与林某最初的争执仅为“怀疑错拿物品”，属于轻微矛盾，但乡村缺乏“及时介入的调解力量”（如村委会未第一时间协调），导致矛盾从“私下争执”升级为“公开对骂”再到“法院诉讼”；同时，乡村缺乏“名誉权保护”相关的法律宣传，村民对“哪些行为构成名誉侵权”“如何合法维护名誉”认知不足，陈某不清楚“怀疑需有证据”，林某不明白“公开辱骂可能违法”，加剧了矛盾升级。

从社会层面来看，乡村社会仍存在“熟人社会面子文化”——村民对“公开场合的评价”极为看重，林某的辱骂之所以让陈某难以接受，核心在于“在熟人面前丢了面子”；而林某不愿主动道歉，也源于“怕道歉后被村民视为理亏，丢了面子”。这种“面子至上”的观念，使得原本可通过简单沟通解决的矛盾，因“不愿低头”而激化，反映出乡村社会在“理性沟通文化”培育上的不足。

同时，基层司法资源在乡村的“纠纷化解导向”需进一步优化：若此案直接判决，虽能解决法律层面的问题，但可能导致两家矛盾彻底激化，甚至引发后续报复行为，不利于乡村和谐；因此，“调解优先”的处理方式更符合乡村社会“修复关系”的需求，也凸显了基层司法与乡村治理衔接的重要性。

三、需求分析

1.生理护理

陈某与林某均需缓解因心理压力引发的生理不适：建议陈某通过“规律作息、适当劳作转移注意力”改善失眠与食欲问题，必要时可由乡村医生提供基础健康指导；林某需通过“适度运动、与家人倾诉”缓解焦虑，避免因情绪问题引发身体不适。双方家庭成员也需关注自身生理状态，避免因过度关注纠纷而忽视健康，可通过“合理分工减少劳作负担”“家人间相互关心”维持良好身体状态。

2.心理疏导

陈某需要心理疏导以缓解“名誉受损”带来的羞耻感与愤怒情绪，帮助他理性看待“村民评价”，认识到“通过合法方式澄清比诉讼更能修复名誉”；同时，引导他反思“最初无证据怀疑他人”的不当之处，避免未来因冲动引发矛盾。

林某需要心理疏导以释放“被冤枉”的委屈与“被起诉”的焦虑，帮助他认识到“言语攻击的错误性”，理解“道歉不是丢面子，而是修复关系的必要步骤”；同时，引导他学会“情绪失控时的自我调节方法”，避免未来再因情绪引发冲突。

双方家庭成员也需简短心理疏导，缓解因纠纷带来的压力，减少家庭内部矛盾，为纠纷解决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。

3.家庭支持

陈某家庭需建立“理性沟通”的支持模式：家庭成员应避免单纯指责或反对陈某的决定，而是通过“倾听陈某的感受”“共同分析诉讼的利弊”，帮助陈某做出更合理的选择；同时，家庭成员间需统一意见，避免因内部分歧加剧陈某的心理负担。

林某家庭需提供“情感支持与理性建议”：家人应先理解林某“被冤枉”的感受，再客观分析“言语攻击的后果”，帮助林某放下“面子执念”，认识到“主动道歉对修复关系的重要性”；同时，家人可陪同林某与陈某沟通，给予其“道歉的勇气”，减少林某的孤独感。

4.社区与社会服务

双方均需社区提供“中立调解服务”，搭建公平的沟通平台，帮助双方放下情绪、理性对话，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；同时，社区需协助双方“澄清村民误解”，减少纠纷对两家名誉的持续影响。

乡村层面需开展“法律宣传与邻里关系指导”活动：通过案例讲解普及“名誉权侵权”“证据意识”等法律知识，提升村民法律素养；组织“邻里互助”活动，培育乡村“理性沟通、相互包容”的氛围，减少因小事引发的激烈矛盾。

社会层面需完善“基层司法-社区调解”衔接机制，对乡村轻微民事纠纷（如名誉权、邻里争执）优先采用“调解前置”模式，借助社区熟悉乡土人情的优势，实现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（修复关系）”的统一，避免司法判决加剧乡村邻里对立。

四、理论分析

1.名誉权法律理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，“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。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、声望、才能、信用等的社会评价”。在本案例中，林某在村口公开辱骂陈某，使用“爱占小便宜”“栽赃”等词汇，客观上降低了陈某在村民中的社会评价，符合“名誉侵权”的构成要件（主观有过错、实施了侮辱行为、造成名誉损害后果、行为与后果有因果关系），这是陈某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。

同时，民法典也强调“民事纠纷应优先通过和解、调解解决”，体现了“尊重当事人意愿、修复社会关系”的立法精神。承办法官选择“调解优先”，而非直接判决，正是基于名誉权纠纷的特殊性——判决虽能明确法律责任，但可能无法消除双方的心理隔阂，而调解通过“道歉澄清+放弃赔偿”的方式，既能让陈某的名誉得到修复，又能避免林某因赔偿产生新的怨恨，符合名誉权法律理论“既要保护权利，又要兼顾关系修复”的核心诉求。

2.社会冲突理论之“关系修复导向”

社会冲突理论认为，冲突的解决并非只有“一方胜诉、一方败诉”的对抗模式，对于熟人社会（如乡村）的冲突，“关系修复导向”的解决方式更有效——即通过化解矛盾，恢复冲突双方原有的社会关系，避免冲突对社会网络造成破坏。在本案例中，陈某与林某是邻里，未来仍需长期相处，若采用判决模式，即使陈某胜诉，林某也可能因“不服气”在后续生活中刻意刁难，形成“新的冲突隐患”；而调解通过“情感疏导+情理沟通”，让双方认识到“邻里关系比一时面子更重要”，最终达成“道歉+放弃赔偿”的协议，既解决了当前纠纷，又为未来的邻里相处留下空间，符合“关系修复导向”的冲突解决逻辑。

3.文化人类学理论之“熟人社会面子文化”

文化人类学理论指出，熟人社会中，“面子”（即个人在群体中的社会评价与声望）是重要的社会资本，个体的行为往往受“维护面子”的动机驱动。在本案例中，陈某起诉的核心诉求是“公开道歉”，本质是“通过公开澄清恢复面子”；林某最初不愿道歉，是“怕道歉后被村民视为理亏，丢了面子”。调解员与法官正是抓住“面子文化”这一核心，设计“在陈某房前燃放鞭炮公开致歉”的方案——对陈某而言，“公开致歉”满足了“恢复面子”的需求；对林某而言，“燃放鞭炮”在乡村文化中带有“喜庆、化解矛盾”的象征意义，而非单纯的“认错丢脸”，降低了林某的心理抵触，最终推动调解成功，体现了“尊重本土文化、灵活解决纠纷”的智慧。

五、服务目标介入计划

（一）服务目标

帮助陈某与林某化解名誉权纠纷，达成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，修复受损的邻里关系。

缓解双方及家庭成员因纠纷产生的负面情绪，改善心理健康状态，恢复正常生活秩序。

提升双方及周边村民对“名誉权保护”“合法解决矛盾”的法律认知，减少类似纠纷发生。

完善乡村邻里纠纷调解机制，推动“司法+社区”协同化解矛盾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

情感疏导与调解服务：由元光驿站特邀调解员与承办法官组成调解小组，先分别与陈某、林某单独沟通，倾听双方诉求与感受，缓解负面情绪；再组织面对面调解，通过“情理沟通（如提及过往邻里和睦场景）+法律释明（讲解名誉权侵权后果）”，引导双方换位思考，明确核心诉求（陈某需公开道歉、林某需避免赔偿与面子损失）。

法律宣传服务：在调解过程中，向双方发放《民法典名誉权保护手册》，结合本案案例讲解“哪些行为构成名誉侵权”“如何合法维护名誉”“调解与判决的区别”；调解结束后，在村里开展“邻里纠纷法律知识讲座”，邀请双方作为“案例参与者”分享经验，提升周边村民的法律认知。

家庭沟通支持服务：组织双方家庭成员分别召开“家庭沟通会”，由调解员引导家庭成员表达对纠纷的看法，梳理家庭内部意见分歧，达成“支持调解、维护邻里关系”的共识；同时，指导家庭成员学习“情绪控制与有效沟通”技巧，减少家庭内部矛盾。

乡村调解机制完善服务：由承办法官与村委会对接，建立“乡村邻里纠纷快速响应机制”，明确村委会在“轻微矛盾12小时内介入调解”的职责；同时，组建“乡村法律明白人”队伍（由村民代表、村干部组成），定期开展法律培训，提升基层调解能力。

（三）服务介入

调解员与法官协同介入：调解员优先通过“乡土人情沟通”拉近与双方的距离，如用乡村常见的“邻里互助典故”引导双方互谅互让；法官则从法律层面明确“若判决，林某可能面临的道歉与赔偿责任”，让林某认识到调解的优势；双方协同设计“燃放鞭炮公开致歉”的方案，兼顾陈某的“面子需求”与林某的“心理接受度”。

心理支持介入：联系乡村心理咨询师，为陈某、林某分别提供1-2次一对一心理辅导，帮助陈某缓解“名誉受损”的羞耻感，引导林某释放“被起诉”的焦虑；同时，为双方家庭成员提供团体心理辅导，教授“压力缓解方法”，改善家庭氛围。

社区与司法联动介入：村委会在调解结束后，组织“邻里茶话会”，邀请陈某、林某及周边村民参加，通过“轻松交流”消除纠纷带来的负面影响；承办法官定期回访双方，确认调解协议履行情况（如林某是否按约定致歉），并收集乡村调解机制的改进建议，推动“司法+社区”衔接更顺畅。

村民参与式宣传介入：邀请陈某、林某在村里的“广播喇叭”中分享“纠纷解决心得”，用自身经历告诉村民“小事别激化，调解更省心”；同时，在村口公告栏张贴“本案调解结果与法律知识要点”，扩大宣传范围，提升村民法律认知。

六、服务成效

纠纷彻底化解，邻里关系修复：经过三个多小时调解，林某当庭出具悔过保证书，并按约定在陈某房前燃放鞭炮公开致歉，陈某当场表示“接受道歉，放弃赔偿诉求”；调解后一周，经村委会回访，双方在村里相遇时能正常打招呼，陈某家人还主动帮林某家代收过一次快递，邻里关系逐步恢复和睦；双方均表示“以后遇到矛盾会先找村委会调解，不再冲动吵架”。

负面情绪缓解，生活秩序恢复：通过心理疏导，陈某的失眠、不愿出门问题明显改善，重新投入日常劳作；林某的焦虑情绪缓解，与家人沟通时不再烦躁，家庭内部氛围和谐；双方家庭成员的“名誉压力”与“经济担忧”消除，日常社交与劳作恢复正常，家庭生活回归正轨。

法律认知提升，示范效应显著：双方通过调解深入了解名誉权法律知识，陈某表示“以后怀疑别人会先找证据，不再随口说”，林某称“知道了公开骂人违法，以后会控制情绪”；村里的法律讲座参与村民达60余人，后续有2起轻微邻里矛盾（如农具错拿），村民主动找村委会调解，未再升级；“乡村法律明白人”队伍成功调解4起矛盾，基层调解能力显著提升。

乡村治理机制完善，治理能力提升：村委会建立的“邻里纠纷快速响应机制”运行良好，半年内介入调解轻微矛盾12起，化解率100%；“司法+社区”协同调解模式被推广到周边3个乡村，成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典型经验；乡村整体邻里氛围更和谐，村民对“乡村治理满意度”调查显示，较纠纷发生前提升25%。